21世纪经济报道 随着越来越多公司开始探路相关业务，家族信托的概念对于国内信托业来说已不再陌生。然而，虽然国外案例诸多且业务框架清晰，但在差异极大的法律环境背景下，国内的家族信托究竟以何种方式开展，并如何处理繁冗复杂的交易细节，却受制于此类业务高度的私密性，始终难有公开详细的参考信息。

　　本周21信托研究院通过走访多家已开展家族信托业务的公司及相关机构，通过对核心结构设计团队的调研，力求还原目前境内家族信托的展业路径。

　　家族信托方案背后的富豪隐蔽式需求

　　众所周知，不同于其他信托业务，家族信托的结构设计几乎通篇都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因此律师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瑞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王昊可谓是目前国内在家族信托领域经验最为丰富的律师，此前招行与外贸信托合作完成的近50单家族信托业务，她都全程参与其中。

　　密集的客户陪谈工作让王昊明显感觉到，随着经济形势等不确定因素加大，高端人士的财富目标近两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核心需要从创造财富逐渐转向了保障财富安全。

　　据其总结，富豪群体设立家族信托的三大动因可归纳为规避可能出台的遗产税、子女教育安排以及未来安全考虑。

　　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设计架构时还需要综合和充分了解并考虑客户的人生阶段、家庭情况等相当私密的个人情况，特别是其设立信托的真实及具体目的。

　　据多位信托业人士透露，在家族信托业务操作过程中，很多委托人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和一些较为私密隐蔽的诉求，这都需要信托团队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用巧妙的信托结构设计来予以满足。例如不少富豪涉及的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及财产分配等问题，就不得不针对此特殊情况进行非常复杂的交易安排。

　　而王昊律师也介绍了几个实际的业务案例，来解释如何通过信托结构满足富豪群体的复杂个体需求。

　　第一个案例是以“保护人”结构设计来实现夫妻双方对于财产的控制权。王先生夫妻对于共有财产及设立家族信托均无争议，并计划由王先生作为信托的委托人，唯一的受益人是他们的独子。可就在签约前夕，王太太突然提出，基于担心失去对财产监督权的考虑，希望自己也被列为委托人。然而根据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存在两个委托人的信托计划，即会被认定为集合信托，如此便无法设立家族信托需要的他益信托结构。

　　但即使如此，依然可以通过信托结构设计来实现王太太在控制力方面的诉求，解决方案就是将王太太设立为该信托的保护人。按照相关规定，保护人角色在家族信托中也具有相当大的权利范围，甚至包括更换受托人。

　　第二个案例是通过了解委托人的目的，对受益人的受益权进行设计、限制和排除，以实现限制挥霍等不良行为的引导作用。

　　李先生和太太十分担心在两人出现意外后，他们的独子会挥霍财产。因此希望拿出部分财产来设立家族信托，目的是引导和激励孩子更好地运用资金，并获得更好的成长方式。因此在设立这个信托时，就需要将他们对儿子的一些限制和鼓励措施在结构设计时做出安排。例如，若触发某些他们不希望出现的负面行为，则剥夺其作为受益人的权利。而如果儿子在30岁时有能力自己创业则可终止信托计划，将这笔资金作为儿子的创业基金。

　　第三个案例是以信托安排解决复杂的家庭内部纠纷。刘先生家庭的特点是，家族非常庞大关系繁杂，在他的创业过程中，曾经受过一次牢狱之灾，彼时他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倾囊相助，渡过难关后刘先生东山再起，积累了上百亿资产，因此他的很多亲戚都开始放弃工作，依赖其提供生活甚至是挥霍来源，而刘先生基于对过去别人提供帮助的感激从来也不曾拒绝。

　　但后来夫妻二人希望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改变和限制，因此希望拿出数千万设立信托，受益人就是这些提供过帮助的亲友，但该信托需要事先制定规则，即可以满足受益人中等以上生活需要，但如果超出此范围，受托人则不同意支取这笔款项。另外如果亲友子女成年后希望自主创业，则该信托也可以提供相应支持。